人格权基础理论初探

2016-06-15 09:53:59作者:张 路

张 路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要解决有关我国人格权法有无必要独立成编的争论,必须还原到人格权基础理论中去,通过对传统人格权理论的时代性和局限性分析,建立起适应新兴人格要素和人格权权能扩张的人格权理论,在“人身——财产”的法律体系划分标准之下有所继承和创新,统一人格权权能设定,才能为人格权独立成编立法提供理论依据,更好地指导我国的人格权立法工作。
 
     [关键词]传统人格权理论;“人身——财产”划分标准;权能设定
 
    我国的人格权独立成编的立法工作已经提上了日程,大多数学者表示了赞同和支持,但也有少部分学者提出了异议。准确地梳理这些争论和分歧,实属必要。而通过观察这些争议,笔者发现问题出在对人格权的属性认识分歧之上,对此作出解答必须回溯到传统人格权理论中对人格权的基本认识中去。
 
一、传统人格权基础理论之定位
 
  传统的人格权理论起源于西方,深受法国大革命“天赋人权”思想和古典哲学的影响,将人格权定位为客观权利,具有人身性、专属性、非财产性。虽然冠之以“权利”,但民法上并不将之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置于相当的权利地位,没有相关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规制,而是将其视之为主体的组成部分,规定在民事主体资格相关的章节之中,仅由侵权法对人格权进行消极的保护。大陆法系秉承传统人格权理论,对人格权客体生命、身体、健康的相关民事立法都没有将之明确为“权利”。《德国民法典》第823条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地不法侵害他人的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负有向该他人赔偿因此而发生的损害的义务。”从该条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生命、身体、健康、自由与所有权、其他权利在侵权法部分作为并列的规定,但对这些人格要素的规定上后缀都没有加上“权”字,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也与德国类似,究其原因,人格权的权利客体与财产权的权利客体具有不同的属性。
  第一,从权利客体的来源上看,物权的权利客体物,无论是通过原始取得还是通过继受取得,皆属后天人力所为;债权的权利客体行为,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智力成果亦然。而人格权中的生命、身体、健康都是与生俱来的,而非后天所得。
  第二,从权利的客体上看,物权的权利客体物、债权的权利客体行为、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智力成果,属于 “外在于人”的要素,脱离权利人的存在,在物理空间或通过人的感知领域依然可以存续;而生命、健康、身体,构成了“内在于人”的要素,脱离具体的权利主体无法存续。
  第三,从权利体现的价值上看,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的权利客体因为具有与人身分离的特质,通过权利人的意思表示,实现流转和交易,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物质利益;而人格权的权利客体生命、健康、身体等,虽然通过某些方式也能够为权利人带来物质利益,但这些方式在伦理上多有诟病,存在争议,为立法所不允许,更多体现的是权利人的精神利益。
    基于以上三点,传统的人格权理论将人格权排除在私权体系之外,仅与主体资格和侵权相涉是有道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伦理认知。
 
二、传统人格权基础理论之分析
 
  传统的法律体系划分标准是建立在“人身——财产”二元结构之下的。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康德和黑格尔。康德为了凸显人的意义,刻意把人与外界的环境对立起来,正是在这种对立之中,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康德将权利划分为“天赋的权利”和“获得的权利”,获得的权利包括身份权和财产权,并不属于与生俱来的权利,因而这些权利更多带有“物”的色彩,而与“人”相关的生命、健康、身体则是与生俱来的,是“天赋的权利”,将天赋的权利与获得的权利并列规定是对人格尊严和价值的抹杀;黑格尔则从意志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康德的哲学。黑格尔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事物就在于他能够通过意志认识到“我”的存在,与“我”相对的是“物”,这种意志不仅能够认识到人的本身,还能够认识到人的本身之外的其他事物,意志可以外化,使得外在的“物”最终也成为我的东西,主客观达到统一。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影响之下,对权利客体不同的认知,最终形成了“人身——财产”的划分标准。
  这在当时显然具有进步意义,与此同时,这样的划分标准也具有相当的时代性和局限性。一是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有限,对人格权客体的认知局限在少数几项传统的人格要素之上,诸如生命、身体、健康等等,把这些人格要素规定在主体和侵权部分进行保护是适宜的;但自从人类工业革命加速发展到迄今为止,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联系变得更加迅捷,矛盾和冲突也愈加增多,越来越多体现和代表着精神利益的人格要素被重视和发掘出来,这些人格要素与传统人格要素相比,人身依附性减弱了,但其代表的伦理价值,体现的精神利益同样重要。即便是传统的人格要素,生命、身体、健康,在面对新的社会环境时,也可能出现很多在伦理上模棱两可的状况,譬如安乐死。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人们对人格权的需要已经不再满足于传统人格权理论中对人格要素体现的精神利益提供的消极保护的功能设定,而追求更加积极的利用。新兴的人格要素因为具有了某些分离性和独立性的特点,通过商业化的运作,可以为权利人带来物质利益;传统的人格要素,同样面临着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冲击,逐步动摇了传统人格权理论纯粹精神利益的设定,譬如有偿器官买卖、捐赠等等。
    无论人格权理论走向如何,立足当下我们都必须重视人格权领域如下两个法律现象:其一是新兴的人格要素正在崛起,且只会越来越多地涌入人格权法律体系之中。声音、思想、言论、基因、特定的行为等等,更多的人格要素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些人格要素中所凸显的伦理价值和精神利益日益加强,虽然还没有通过立法上升为具体的人格权进行规制和保护,但司法界已经出现了类似的实务问题,未来亟待解决;其二是人格权的权能正在逐步地扩张,从传统的消极静态的保护转向更加积极的使用与规制。
 
三、我国人格权立法现状之审视
 
  我国在继受大陆法系国家人格权立法的同时,进行了相关的创新。我国在民事立法上,一开始就明确了人格权的权利地位,并在相关民事立法上书写上了“权”字。但是,虽然在立法上明文书写了人格权,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新兴人格要素大量出现的形势之下人格权属性定位的问题:如果将人格权明确为私权并书写,那么就意味着人格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一样,应该具有完全的私权属性,而事实上,我国的相关民事立法并没有将其视之为等同。譬如,我国的《民法通则》第98条生命健康权一项中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而在第99条姓名权、名称权,第100条肖像权中规定:“公民享有姓名和肖像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名称和肖像,排除他人的干涉。”——为什么对生命健康权内容的表述模糊?根据我国的《民法通则》的规定,公民是否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处分自己的生命、健康而排除他人干涉呢?公民对肖像权、姓名权的利用所带来的财产利益一般予以承认和保护,那么对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在内的其他人格权所带来的财产收益的是否予以承认和保护呢?
  可以看出,人格权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虽然具有了私权的外观,但落实到人格权体系和具体的条文规定中去,仍然是参差不齐,权能不一,并不像物权法、债权法和知识产权法那样对权利的定位,内容及权能的设置那么统一明确。这正是传统人格权理论在应对新兴人格乏力的反映,也是我国部分学者反对人格权法独立成编的理由。如果不从根本上梳理和重构人格权理论,随着更多新兴人格要素的吸纳和加入,只会使得人格权体系变得更加混乱,从而影响到我国人格权立法的科学性与完整性。
  为适应新兴人格要素的崛起以及人格权的权能扩张问题,立足于传统人格权基础理论之上,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构想:
  第一,遵循传统法律体系“人身——财产”划分思路,但又不局限于此。依照传统的标准,人格权法维护的是人身权益,即精神利益;而财产法维护的是人的财产权益,即物质利益。那么我们在面对新的权益类型进行规制同时,仍然保留这一标准,但又要突破其“纯粹性”的设定,诚如杨立新教授所说:“人格权的非财产性的理念已被现代民法所突破”,王利明教授也提出:“自然人的姓名、肖像等标表性人格权,具有在特定条件下与主体人格相分离,从而具有商业化利用的可能性。”即某些新兴的利益具有精神利益,那么应当属于人格权法调整无疑;仅具有物质利益,则属于财产法调整范畴;如果兼具精神和物质双重利益,我们再设定更为细致的标准进行多方比较综合衡量。这些标准包括:精神和物质利益所占的比重大小;权益的客体与人身的依附性强弱关联程度;学者及一般公民对权益客体的伦理认知;舆论及社会影响等等。
  第二,统一人格权的权能设定,既提供消极静态的维护人格权完整性不受侵害的保护,也提供人格权积极决定、使用上的依据。肯定包括生命、健康、身体在内的所有人格权的自主决定及收益的权能。这就使得人格权与财产权一样具备了私权的所有权能,保证人格权真正融入到私权体系之中,真正确立起人格权主观权利的私权地位。
    针对上述两点,德国的学者曾经提出过担忧,如果把人格权视为一项私权,认为人对生命、健康、身体拥有自有支配的权利,那么照此逻辑发展,就可能推导出一项权利人拥有“自杀权”的结论来,我国的学者对此也多有类似的担忧。笔者的回应是,承认人格权的具有完整的私权权能并不意味着法律鼓励和肯定任何对人格要素的支配行为和活动。如果把生命、健康、身体的权能限制在消极静态的保护上,倒有可能出现大量的不受法律规制的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地带对伦理和人性的抹杀,其弊其害更胜于权利人对自身享有的生命、健康、身体的自由支配。有的学者以私法上的“事实支配”与“法律支配”,“成立”和“生效”对此问题进行了类比的阐释和总结,认为虽然承认了人格权的积极权能,但并不意味着从此以后人格权的行使不受相关法律的管束,对于有损人性,败坏风俗的行为仍然可以通过其他民事法规或者法律进行规制,诚如其言。
 
四、结语
 
  以适应新兴人格要素的崛起和人格权权能扩张的趋势为基础,重新理解和梳理人格权理论,达成有关对人格权属性认识的共识,明确人格权私权性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人格权立法要不要独立成编的价值分歧,进而为未来中国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和辅助。
 
  [作者简介]张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格权。

声明:该文章发表于《法制与经济》2016年4月,第421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相关阅读
更多>>图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