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语境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研究

2016-06-23 12:53:37作者:杨新元 邓 搴

杨新元 邓 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公众参与机制,已经成为一项存在于公众脑海中的常识,贯穿于整个行政决策过程中。传统公共行政领域下的公众参与研究,也已对公众参与的方式、参与者的选择、参与的强度等多维度问题进行了阐释。随着“社会治理”这一概念的提出,治理理论的兴起带来了公众参与形式的变化以及公众地位身份的转变,从本质上改变了政府决策的作出方式,形成了新的参与机制,是公众参与理论的一次重大飞跃。
 
    [关键词]社会治理;公众参与机制;合作共治
 
  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公众参与这一范畴在公共行政领域中已被广泛接受,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机制逐渐健全,公众愈发具有参与意识。“公众参与是公众以提供信息、表达意见、发表评论、阐述利益诉求等方式参与并影响公共政策和公共治理的活动,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种具体表现。”公众参与之于行政决策,是具有必然性的,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合法性的需要
  政府决策,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宪法、法律,发挥行政管理职能做出的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决定。”站在权力要素的角度对行政决策进行分析,行政决策是行政主体行使由公众所“让渡”的行政权的过程,具有典型性,且多数行政决策行为与立法行为较为相近。依照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事项及程序作出行政决策,是其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在当前社会环境下,行政主体通过执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以期获得“决策效益的最大化”。行政首长负责制即指行政决策最终由政府领导人等少数人作出并由决策人最终承担责任的制度体系。观其概念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决策者的数量与决策的效率成反比,则决策者越少,决策效率必然越大,因此这一体系将必然拥有效率优势,但与此同时,决策者数量的减少必然导致集权现象的产生,极易形成政府领导人恣意妄为、独断专行、违法决策的情形,这就需要存在合理的监督机制对政府决策是否依照法律法规进行监督。在现行的监督体系框架中,惯常的监督方式一般是事后备案或事后审查等方式,相对缺乏事前或事中的监督,且现存的监督机制更关注“形式合法”而并非“实质合法”,亦即正当性。究其原因,在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则的过程中,是不存在行政机关运行体系外人员参与的情况的,其制定过程仅作为行政机关内部流程,且行政决策在多数情况下行使着制定行政规则、公共政策等原属于立法机关的权力,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不同利益团体的政治博弈,而没有体制外人员的参与,从本质上就不能证明制定过程存在完善的民主,这必然造成“实质合法性”的缺失。“在民主社会中,政府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于民意(public will),而民意获得的基本途径是公众参与。”行政决策过程需要纳入利益相关人员的参与、讨论与协商,以保障决策过程的实质民主。因此,公众参与行政决策既能使行政决策过程受到公众的监督,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依法决策,同时又获得了民主意义上的合法化。
  (二)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目标实现的要求
  政府进行行政决策的目的是在于实现行政目标,而目标实现的前提是要保证决策的科学与合理,以期得到决策对象——公众的认同和接受。切实可行的公众参与机制,可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从而确保行政决策的有效执行,实现行政目标。
    行政决策一般涉及社会公共问题,相对较为宏观,因而决策者需要掌握各个方面的社会信息,了解各方的利益需求,通过对所获得的大数据进行系统分析,过滤其中的无效、虚假信息,综合平衡,提炼亟待解决的重点社会问题,进而拟定解决方案,并选择最佳方案。鉴于行政决策价值和功能目标的公共性以及执行性,保证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显得尤为重要。然而,仅依靠小范围的决策者(如政府领导人和决策专家)是很难达成这一目标的,因为决策的过程需要了解决策指向对象的各项参考变量,例如信息分布、利益诉求和意志倾向等,而决策主体的单一将必然导致政府决策的局限性、主观性和片面性。行政决策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健全,将有效解决这一问题。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保证了各利益相关方基于自身的利益诉求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赋予其合理地表达意见及相关利益诉求的权利,保障了公众的有效参与,通过这一方式,使政府经过与公众进行协商、对话、交流后,了解了公众的需求,充分掌握多项决策的参考变量,为科学、合理地做出决策提供了依据。因此,作为决策主体的政府,应当通过实质民主形式的决策过程,集思广益,对利益相关人的意见与主张进行充分考量,有效弥补行政领导人和决策专家相对局限的认识理性,实现行政决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民主化目标。而包含了公众参与程序的行政决策过程,使公众得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彰显了公众的决策主体地位,增加了其对政府机关的了解和信任,促进了双方合作,由此应运而生的决策更容易得到公众的认可与接受,减少了决策执行的阻力,从而使行政决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
 
一、传统行政中的公众参与
 
  (一)公众参与方式
  美国学者谢莉·R·安斯汀在1969年发表的《市民参与的阶梯》一文中,按照公众权力(即公众意见的效力)由小到大的顺序,将公众参与的形式等级分为八个级别,包括操纵、治疗、通知、咨询、安抚、伙伴、代理权力、市民控制。其基于代议民主制度和责任层面的考虑,认为一般情况下只有涉及国家主权等重大政治问题时才适用公众具有决定权的参与方式,且对于偏向于专业性、技术性的行政决策问题,也不宜由缺乏专业知识、行政能力的公众主动形成。而根据各国的立法及其实践,按照公众参与程度的由弱到强,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方式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1.书面评论。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参与形式,书面评论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书面评论具体指行政机关将决策的具体程序、计划、拟议定的决策草案或主要内容向社会公布,所有对此感兴趣的公众都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方式表达意见。书面评论方式具有明显的优缺点,优点在于成本上的控制,即花费相对较少的投入从而获得最大范围内的公众参与到决策制定的过程中,尤其是依靠网络这一发达的媒介可以有效扩大公布的范围,达到最佳的效果。但同时,书面评论仍有显而易见的缺陷,即在于其很有可能造成参与的过度性,进而影响行政效率,最重要问题是书面评论的本质仅在于其具有一定的参考性而不具决定性,政府决策并不必然受其约束,容易使公众参与流于形式,造成“只参与、不决定”的情形。
  2.听证会。根据听证的记录结果是否具有排他性原则,听证会可被分为非正式听证以及正式听证两种形式。非正式听证,又可被称为“公听证”,是由行政机关采用听证程序广泛地听取有关利害关系人及其代表、技术专家或其他人的各种意见,但听证意见不对行政机关产生拘束力,仅供其参考。相反,正式听证形式近似于审判过程,由独立的行政法官主持,参加听证的人员有聘请律师的权利,有意见陈述、提出证据的权利,可以互相盘问、质证,最终所形成的听证记录将是行政机关重要的决策依据。从其表征来看,正式听证形式会对行政机关产生更大的影响,但若深入探究其实质,政府的主导地位仍旧无法撼动,易于造成“听而不证”的现象,且听证会在施行过程中存耗资、拖沓等问题,效率低下,故而听证会的举行少之又少。
  3.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是由相关专业人士组成,针对专业问题进行审议并为政府机关或官员提供见解或结论的组合。行政机关做出决定的依据,是基于咨询委员会就行政机关所指定的议题进行讨论分析所形成的一定结论、意见。根据委员会成立动机的不同,咨询委员会可分为基于利益权衡所形成的咨询委员会和基于技术考量所组建的咨询委员会。相对于书面评论和听证等方式,咨询委员会的优势在于:形成的意见专业性较强,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且意见相对集中,通常也不会有较大的分歧;参与阶段较早(一般在决策草拟阶段),对最终结果影响更大;原则上,行政机关应在充分考虑咨询委员会意见的前提下做出决策,并公布决策根据,若未采纳则需要做出解释说明,影响力较强;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对抗式程序所存在的耗资、拖沓等问题。
  (二)参与者选择
  听证会和咨询委员会都涉及参与者的选择这一问题。作为公众参与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对于参与者的选择不仅会因为行政决策的性质和目标不同而产生差异,而且还会受到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条件的制约。一般而言,选择参与者的基本要求应当是“均衡性”,这是听证会和咨询委员会合法性、权威性的基础。遵循“均衡性”这一基本要求,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行政机关被“特殊利益集团”所控制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助于行政机关在全面考虑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符合“适当均衡”要求的行政决策参与者,应当包含以下三类:第一,“利害关系人”,即可能会受到行政决策影响的部分群体;第二,专家学者,即能够为行政决策提供重要信息和知识的人;第三,政府官员,即有权影响行政决定或行政计划制定和实施的人。
  (三)公众参与的强度
  公众参与的强度是指公众参与这一程序是否影响了最终的决策以及对其影响力、拘束力的强弱程度。基于代议制民主原则的传统理论认为,公众参与的强度与产生的效果并非一定成正比,其原因在于:行政规则的制定并不单纯属于适用法律的问题,还涉及复杂的技术争议,公众的过度参与易于导致专业性评价效力的降低,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多数行政决策涉及关于政策的考量,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整合的结果,而基于自身利益参加决策过程的公众很难担当此任,只能依靠占有中立地位的行政机关来完成;一项程序机制要想发挥其作用,必须要处理好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问题,这是公众所不具备的能力。同时,传统理论还认为不能轻易授予私人以行政权力,因为他们完全处于旨在抑制行政官员裁量权运作的监督制衡体系之外。
    因此,一般情况下,公众意见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仅起到咨询、参考的作用,行政机关必须考虑公众意见,并在做出最终决策时决定是否采纳并说明理由,但决定权仍属于行政机关。这是审慎性民主原则的根本要求。
 
二、社会治理语境下的新型公众参与模式探究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治理”和“善治”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相较于传统统治型管理方式来说,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统治”意味着主体只有一个,即政府。治理与统治在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同。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对社会实施单向的管理。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运行向度是多元的和相互的。
  社会治理语境下的政府决策,应当特指政府所作出的关于社会这一子系统的发展决定。这里的“社会”是特定的概念,如郑杭生教授所指出:“狭义的社会发展建设和管理,则着重指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子系统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发展、建设和管理。”社会治理多涉及与公众关系密切的事项,如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就业服务、社会矛盾预防化解、公共安全等。在这一语境下,政府所作出的涵盖这些内容的发展决定就是社会治理决策。
  治理和善治理论所倡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国家和社会、政府和公民对社会领域共同事务基于平等伙伴关系的合作管理。在这种社会治理模式中,社会三大部门即公共部门、私人经济部门和第三部门(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体)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三大部门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主体均得到充分发展并彼此独立,他们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在社会治理中责任共担,资源共享,彼此之间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和协商。这种模式强调的是公众地位的提升,即由早期社会管理时代的被统治、被管理地位,转变为社会治理中的与政府对社会进行合作共治的共治主体,变被动为主动。因此,这一语境下的公众参与,与传统行政视角下的公众参与相比具有本质上的区别。传统行政中的公众参与,强调“审慎性民主”原则,公众意见在行政决策过程中大多仅起到咨询、参考的作用,行政机关必须考虑公众意见,并在最终决策时说明采纳或不采纳公众意见的理由,虽然如此,但仍无法摆脱决定权终究属于行政机关这一既定事实,这是由公众在决策过程中较低的地位所决定的,政府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地位。但在社会治理语境中,政府与公众的地位平等原则,将打破这一固有的状态。公众将不再仅是处于尴尬地位的参与者,而是主导者,其将与政府一道,针对社会治理事务进行决策。而在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府将不再拥有绝对的决定权,任何一项涉及公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治理决策的作出,都要经过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共同探讨,这一方式,将有助于强化决策作出的民主性、科学性,形成公众对政府实质上的监督制约,保障公众权利的实现。
    在这一新型的参与过程中,有几项问题需要我们注意:一是决策参与者的选择问题,在社会治理语境中的公众参与过程下更加重要,因为在新的参与模式中,公众拥有了与政府相当的决策权利,基于这一事实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公众对于决策结果具有直接重要的影响,所以对于行使决策权的主体的选择一定要更加科学,确保参与决策的公众包含有将受到决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群体,使决策结果可以有效反映利害关系人的意志;二是关于不可将行政权赋予私人的问题,这里并不冲突,原因在于在这一新型决策模式中公众所拥有的决策权并不属于传统行政权的范畴,而是以治理权的形式为表征,且鉴于社会治理事务不同于政治、经济事务,大多涉及公众切身的基本利益,那么对于社会治理事务的决策公众理应享有更多的权利;三是关于社会治理决策的法律救济问题,这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由于社会治理决策所涉及的社会事务范围十分广泛,决策行为纷繁复杂,有些不属于行政法理论中的行政行为,那么这些决策行为就不能受行政法的规制,这就导致了利害关系人针对政府决策损害自身利益所具有的法律救济途径的缺失,故建立分类科学的救济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公众参与模式创新——分类型参与理论
 
  对社会治理领域中的公众参与进行类型化的划分,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公众参与理论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运用,完善社会治理公众参与理论体系。公众参与的类型与公众参与的形式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不能混为一谈。前者是指以一定的内容性质为标准,具体包括参与基础、参与功能、参与目的等,将公众参与划分为不同的种类,使公众参与理论更加明晰;后者主要是指公众参与理论具体应用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时所表现出的不同的方式、手段,例如我国法律法规中所规定的听证会、座谈会、论证会、书面听取意见等都属于公众参与形式的范畴。公众参与的类型划分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是从公众参与内容的角度所展开的,意在表现其内在机理,通过分析归纳的方法对公众参与的本质进行抽象的表达;而公众参与的形式划分则是实际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客观描述,从公众参与的外部形式角度所展开,客观表达了公众参与的方式方法、途径手段。虽然两者不尽相同,但是却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类型有许多种,与之相对应的就有许多相匹配的公众参与形式。任何一种参与形式的选择,都是由公众参与的类型所决定的,因此,公众参与的类型与参与形式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不仅如此,与不同类型相对应的参与形式之间在样本选择范围、参与方式、具体程序、参与的深度与效力等方面也存在着区别。
  公众参与贯穿了社会治理的整个过程,无所不在,其中又以社会治理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最具代表性。在行政法学科领域中,最受关注的就是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具体到社会治理过程中,政府所进行的社会治理决策,与公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并且通常这些决策内容都涉及公众的一些基本利益,这就要求社会治理决策的做出必须保证其民主性与科学性,若要达到这一目的,决策的结果就必须要体现出公众的意志,所以说,拓展公众参与是健全完善行政决策体系的重中之重。而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最能体现出参与的本质精神以及基本特征,故而本节将着重探讨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类型化问题。
  (一)界分公众参与类型的标准——以功能为界限
  公众参与的功能,是指“公众参与到行政决策过程中对决策结果所可能起到的积极作用”。这一概念表达了三层含义:首先,这是一种微观角度的定义而不是宏观角度的定义。该项定义并不宏大,不会造成定义的空洞无物,而是从微观层面对公众参与的功能进行定义,更为具体,使之言之有物。其次,公众参与功能的指向对象是行政决策的结果。公众参与的功能影响的对象是特定的,并不是泛指,同时特指为行政决策结果,不是对政府或者公众等其他客体所产生的作用。最后,公众参与机制需要给决策结果带来积极的作用,消极的作用并不在此列。
  进行类型划分的最重要的依据是标准,标准不同,分类的结果也不同。标准是对一项事物内在性质的抽象概括,多样化的内在特性会导致多种标准的产生。标准的确定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要明确标准制定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而不能为了划分而划分;二是标准的确定需要体现事物的本质,任何表象性的分类并没有实际意义;三是一旦确定标准,就要统一标准,不能同时依据多个标准进行划分,防止造成不必要的重复划分。
    功能何以成为公众参与类型的划分标准呢?我们可以看到,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的内在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分散行政权力,体现公众意志,保障公众权益,但是不同类型的公众参与的功能却不尽相同,对最后决策结果也会产生不同影响。“任何一种公众参与形式一定承载着某项功能,功能的实现即意味着公众参与价值和意义的实现。”根据公众参与的功能不同,可以清晰地辨别公众参与的类型,因此,功能可作为一个客观适合的公众参与类型界分标准。
 
四、公众参与的类型划分——决策型与非决策型
 
  (一)决策型参与
  根据公众是否能直接参与到最后的决策过程中,可以将公众参与的类型划分为决策型以及非决策型参与。决策型参与意味着公众在进行决策的关键一步享有一定的决策权利,可以更好地在决策结果中体现自身意志。
  决策型公众参与的根本目标就是保障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并不是个人私利的简单集合,但不可否认的是,公共利益一定包含有私利的因素。公共利益是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的动力源泉,没有利益的驱使就很难使公众保持参与的热情。公共利益包括直接利益与间接利益。直接利益是指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的意愿强烈是因为决策所造成的影响与他们自身利益直接相关,决策的结果将直接导致他们是从中获益还是受到侵害。故而在整个公众参与过程中,政府应当保障直接利害关系人的参与权利,同时还要保障利害关系人代表所占参与公众的比重。间接利益是指参与到决策过程中的公众有一部分是与决策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他们并不受决策的结果所左右,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他们能以客观的角度对决策结果进行评估,表明客观的立场,使决策结果更具公平性。
  决策型公众参与的功能在于与政府共同进行价合理公平的值判断。公平意味着竞争和博弈,决策结果没有经过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和博弈是无法保证其公平公正性质的。公共利益的保障不能单单依靠政府,虽然政府的初衷一定是保障公共利益,但如果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参与时就无法保证公共利益一定被放在首位。公众作为公共利益的直接载体,参与到决策过程中,行使决策权利,与政府形成制衡机制,对政府的决策权进行约束,为重大行政决策提供正当性的基础。
  决策型公众参与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1)充分的辩论互动原则。决策型公众参与的本质在于公众从过去的决策结果接受者转换为实施决策者,地位的上升使得公众能与政府进行平等的博弈。竞争博弈才是公众参与的关键,这就表现在公众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以及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辩论。卢梭认为,“当人民能够充分知情并进行讨论,公民彼此之间又没有任何勾结,那么从大量的小分歧中就总是可以产生公意,该讨论从来都是好的。”这种讨论和博弈不仅包括公众与政府之间,还包括公众内部之间的互动。所以,决策型的公众参与必须保证参与过程中进行充分的辩论和互动,这是实践公众参与的首要前提。(2)博弈后果对最后的决策结果必须产生约束。公众参与到决策过程的最终目标是要将符合自身利益的意志体现在最终的决策结果上,若之前经过博弈所产生的合意对最后的结果没有任何约束力,那么公众参与只能流于形式,失去其原本意义。
  (二)非决策型参与
  非程序型参与是指公众也参与到了政府进行社会治理决策的过程中,但是并不参与到最后的决策阶段,并不能影响最终的决策结果,而是在政府进行决策考察等先期阶段向政府提供其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料等,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政府的治理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很多时候一些微观层面的信息只靠政府是无法收集完全的,而为了决策结果的科学性、民主性、公平性,政府就需要与决策事项相关的公众为其提供相应信息,供其作为决策的考量依据。
  非决策型公众参与的基础是信息的提供。信息属于一种客观的事实要素,任何一项决策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支撑,信息的掌握程度是科学决策的关键。根据现代行政管理学理论中对于行政决策的研究,行政决策过程可以分为:提出问题;确立目标;备选方案的提出、评估和选优;决策方案的试点、实施与追踪。在这之中的任何一项环节都需要完善的信息提供,任何一点的信息失真都有可能导致决策的结果与计划中的本质目标背道而驰。因此,行政决策不能只靠政府一家背离实际闭门造车,而是需要政府联系实际,对客观事实进行充分的了解和掌握。鉴于信息的庞杂性和分散性,政府也无法做到完全的收集,这时就需要广泛的公众来为政府提供大量的基础信息,这就是非决策型公众参与的价值所在。
  非决策型公众参与的功能在于协助政府进行准确的判断。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协助政府了解各方面的真实客观情况,通过向政府提供政府未掌握的信息,防止政府依据不真实的信息做出偏离实际的决策;二是可以向政府提供专业性的技术支持,虽然在政府机关中有一些技术人员从事相关工作,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单单依靠政府中的这些工作人员并不能深入掌握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这就需要政府向更加专业的专家团队请教,组织涉及专业领域的专家进行技术论证,从而获得更加专业的分析和意见。当然,“协助”功能就意味着决策权仍然掌握在政府的手中,公众的参与只是政府进行决策的辅助,并不能对最终的决策结果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非决策型公众参与需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1)参与范围最大化原则。政府需要公众提供信息,那么就需要尽量全面地收集相关信息,由于信息掌握者的不确定性存在,政府就需要将公众参与的选择范围最大化,以期能够获得最广泛的信息来源,保障所获得信息的全面性。(2)参与成本最小原则。既然公众参与的结果对政府作出决策的后果并没有实质性的影响,那么公众的参与热情就会大幅度下降,如若这时公众为了参与信息提供还需要付出较大的时间成本或者物质成本,公众将不会再具备参与信息提供的动力。因此,政府应当在设计参与形式、途径等问题时将公众所要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确保公众参与的积极性。(3)效率原则。一切行政活动都需要以效率为基础,没有效率的决策不仅会错过最佳的决策时机,同时还会消磨公众以及政府的耐心,从而导致草率的决策发生。在很多时候看来,公众参与的广泛性与效率总是呈现反比例趋势,越是要保障广泛的公众能够参与到决策过程中,就越是要付出更大的成本,程序也更加繁琐,直接导致效率低下。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网络的快速发展也为提高参与效率带来了生机。因此,政府必须以效率为目标,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选择更加合适、新颖的参与方式、渠道,降低公众参与的成本,提高参与效率,避免程序的繁琐以及久拖不决。同时,效率原则还意味着参与范围的最大化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扩张的。
  在非决策型公众参与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参与类型,就是可以促使公众接受政府所作出决策结果的类型。在这一类型中,政府保证了自身拥有绝对的决策权可以左右最终的结果,但是同时又赋予了公众以表达意见以及价值偏好,并对公众所提出的问题加以回应,目的是为了说服公众使得他们接受政府所作出的决策,进而减少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采用这一形式的公众参与,可以使公众感受到政府对公众的重视,即使是公众对政府的决策结果存在异议,这种方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公众的不满,提升决策结果的接受率。
  进行该类型的公众参与过程时应当遵循以下几项原则:(1)允许政府对决策结果进行充分的解释,阐释自己的主张。选择此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政府的目的就是要让公众充分理解这一结果以及做出这一结果的原因,这就要给决策主体这样一个机会,让决策主体将决策内容、原因对公众进行深度解析,促使公众从内心接受这一结果。充分的解释是促成这一参与过程的基础。(2)要对公众的意见作出反馈。若政府并不对公众所提出的意见作出反馈,将会大大挫伤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也与信息提供类型的非决策型公众参与类型毫无区别,使公众产生抵触情绪,不利于公众对于决策结果的接受。
 
  [作者简介]杨新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治发展与司法改革研究中心研究人员;邓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博士研究生。

声明:该文章发表于《法制与经济》2016年1月,第418期,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更多>>图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