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

2018-03-30 13:58:13作者:●陈丽平

  第四,缺乏上诉机制。仲裁机制因缺乏上诉程序,使得自认为受屈的争端一方无从就自己所遭受之不公正待遇进行权利救济,此为自贸区争端解决体系中最大缺憾。相较WTO而言,争端任何一方如果对专家组报告所涉法律问题及法律解释存在异议,则可径行向WTO上诉机构提起上诉以获得公正裁决。
  第五,仲裁裁决的执行缺乏监督。执行有如法之牙齿,有效的执行可让仲裁裁决得到切实遵守,协议虽对仲裁做了详细的规定,但是对执行缺乏有效监督。各成员国执行裁决完全依靠诚实自愿,能够使败诉方自觉执行裁决的唯一动力就是启动报复惩罚机制,但这恰恰与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取向是相违背的。
  (三)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率低
  我国与东盟十国之间贸易争端频发,数十年间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东盟模式”,具体内容包括:1.互不干涉内政;2.协商一致;3.非正式磋商;4;以非对抗方式解决问题;5.通过先易后难、逐步推进的方式,达到兼顾包容、协商一致的目标;6.通过订立共同决议,而后采取共同行动。{6}这种“东盟模式使区域内的多数争端案件均限于国内行政程序解决,仅有寥寥几案触及磋商程序而后止步不前。中国与东盟诸国的争端大多通过两种途径解决:其一是通过各国商务部进行反倾销立案及裁决。如2015年越南对原产自中国的冷轧不锈钢征收反倾销税案;其二是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共识。如2008年中越之间的植物出入境案件,最终通过协商达成共识。这种崇尚非正式对话,强调协商一致的方式,使规则化、制度化的争端解决实践陷入困难境地。
  三、构建符合“一带一路”特点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
  近十年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欧、日两大经济体依然深陷困境,美国逐步触底反弹,我国在此机遇下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我国未来在国际经贸领域的上层设计,在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九大中此项倡议也得到了高度肯定。{7}基于此,有必要结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性质和特点,创新性地提出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行建议。
  (一)提高争端解决机制中私主体的地位
  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仅限于国家,其目的是避免私人滥用诉权。但是,为了使外国投资者积极参加诉讼,建议考虑借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允许个人直接介入国际贸易、投资纠纷的成功经验,允许私人参与者成为争端解决机制的限制性主体。即在产生贸易投资争端后,允许私人投资者同东道国政府协商,如若协商不成,旋即有权启动国内行政、司法或国际仲裁程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包容的特点,推动沿线国家积极拓展相互投资,以国际硬法性质的国际条约或协定确保投资者享有诉讼权利,而不必顾忌其国际合作者为一外国法人,甚或为一主权国家。当然,对于私人当事方的救济权也要有适当的限制,不能过分强调对投资者的“弱者保护”而导致滥用诉权对东道国造成消极影响。
  (二)提高仲裁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性
  “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各国开放,不建立封闭的国际组织体系,不以签订具体协定和成立国际组织为要件,而是以“互联互通”项目带动沿线国家的合作。{8}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唯有仲裁机制可归属于司法一类,而磋商、调停和调解因其规则不明确、主观因素、外来因素影响较大,结果难于预测,只能归入属于政治性机制范畴。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相互间的深层次经贸合作近年来迅猛发展,相互之间的经济贸易与日俱增。虽然政治性机制是化解矛盾的一种有效途径,但更为权威和独立的仲裁机制本身所独有的公平、透明和规范性更能有效公正的解决争端。由于CAFTA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仲裁制度存在不足和缺陷,导致其长期“束之高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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